古籍的保存是为了使用，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缓解了古籍保存与使用的矛盾。如今的学科学技术使原始古籍的信息能够以各种形式被用户获取，但无论是微缩胶片还是数字工艺数据，其存储便利性、存储条件以及可能的存储时间都无法与纸质相比。为了避免历史和技术进步的损失或保存不完整，原始古籍的长期保存是**要务。
要满足广大读者感受古籍温度、与古人跨越时间握手言和的愿望，*好的办法就是模仿一些利用率高的古籍，让它们以原著的化身满足读者的需求，而不是普通读者轻易触碰原著。能接触到古籍原件的人，一定是因为研究或工作需要，如版本鉴定、涉及古籍制作工艺的专题研究、数字收藏家等，不得不看到其真实内容的人。
关于保护古籍的方法，无论是保存还是修复，目前我们都比较教条，即高度概括感性认识。经验是在课外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具体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它只是认知的开始。需要用正确的思维、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去检验和深化，才能使其上升到当代科学的水平。只有这样，这些经验才能成为指导普遍实践的理论，而不局限于狭隘的自身经验或“传承”或“坚守死亡法则”。大家都说要在中国古籍的系统理论上下功夫，尤其是古籍整理技术的应用理论，让我们保护古籍的方法高效。古籍中记载的很多复原方法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要想寻求新的变化，就要把物理学原理挖掘出来。这在修复方法中尤为明显。为什么今天很多古籍记载的很多有效的清洁方法都丢失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授给下一代的是经验而不是科技知识。
如今，我国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有三位院长，三个研究中心各有特色。在中国古籍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分工合作，而不是少而精。比如厦门大学在修复西文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天津科技大学在古籍出版和鉴定方面有独到之处，复旦古籍整理学院的很多文科生更有利于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探索古籍保护手段的理论方面，包括古籍材料学、古籍载体的解剖、抢救和维护古籍的基础理论。三个研究部门还可以结合科研优势，解决与保护古籍相关的科学前沿，需要横向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籍在中国的应用研究平台已经搭建起来，关键是如何深入思考。
与古籍整理相关的科学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也要在教研团队中聚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古籍专业人士，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相关实验，否则理论探讨就会被推到空谈或缺乏基础，中国古籍的理论成果就会被社会束之高阁，成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