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们经过不断的争论，果断选择保留战场遗址——让纪念馆收藏模式的历史传承下去。
无论在任何国家，遗址、烈士纪念馆、城市博物馆、模型都是人们接受人文教育的重要渠道。二战后，德国人不断争论是否要保存和修复战场遗址，以及如何在模型中讲述二战历史，但*终选择篡改历史。
纠缠:是留下还是毁灭？
对于德国人来说，纪念花园和大型博物馆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你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和一群学生一起介绍参观，或者家长和老师带着无线翻译一遍又一遍的听二战故事。如果不是在是否保留战争遗址的争论中“保留”的*终结论，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看到”战争和屠杀的残酷和血腥的沉重。
不像德国很多城市，慕尼黑离不开纳粹。**次世界大战后，慕尼黑反犹太情绪和极右思想盛行，成为纳粹崛起的沃土，纳粹冲锋队、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都在这里成立，希特勒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战后，慕尼黑及其所在州巴伐利亚的市民团体一直呼吁社会以坦率、批判的眼光审视纳粹历史，从而保留了大量文物，并将其建成纪念花园和艺术博物馆。
我在慕尼黑待的日子正好碰上欧洲的酷暑，这是我在德国的**站。飞机一落地，我就买了票，上了去小镇达豪的火车。达豪非常接近慕尼黑。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成立，后来成为所有德国集中营的典范，直到1945年4月29日，美军将其解放。
纳粹德国在铁门上的口号“ArbeitMachtfrei”（劳作使人自由）的谎言，把达豪集中营变成了“工作和思想改造的营地”。所有被带到这里的犹太人都是通过这个大门下地狱的。使他们“自由”的是死亡，而不是劳动。空旷却压抑的点名广场，拥挤的大通铺，火葬场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集中营里的监狱”那会让人发疯...给我们讲解的导游女士说，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每两周讲解一次，她总会休息一下，“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狭窄沉闷的环境让每一个站在这里的导游和游客都感到压抑，更不用说当年被囚禁在这里的犹太人和政治异见人士了。
这个集中营保留着可怕的生存记忆，让当时的德意志民族感到不可分割，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展厅不是长期政治斗争和游戏的产物。”奥格斯堡大学的苏斯教授说。
是否保留不好的记忆，政府如何拨款，如何纪念更合适...围绕这些问题，人们争论不休。20世纪50年代，德国人对屠杀和集中营记忆的集体压制，一部分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一部分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在苏斯教授看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克制的态度都会让过去被遗忘。1955年，国际达豪特别委员会（CID）(二战结束前集中营囚犯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活动，阻止了一些人破坏火葬场。四年后，它索要集中营的地点建纪念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十七年，巴伐利亚州政府*终与CID达成协议，保留集中营旧址并建造一座纪念碑。“历史和社会记忆永远是丰富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游戏的一部分，不同的群体总是提出不同的历史解读，而不仅仅是国家。”苏斯教授认为，这种多元化发展的解读构成了我们的情感记忆。
记忆:“好与坏”记住历史人物。
慕尼黑的国王广场附近曾经是纳粹德国国家总部“布朗宫”的住所，希特勒及其工人党员在这里举行阅兵仪式并举行活动。“布朗宫”在盟军空袭中被炸毁，现在被一座有设计感的白色多面体建筑所取代-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
与只讲述纳粹兴衰和二战历史的历史博物馆不同，今年5月1日刚刚开放的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将纳粹发展的叙事延伸到当代新纳粹。文字和图片的详细描述讲述了战后犹太社区的重建，社会与新纳粹势力的斗争，甚至新纳粹一度进入议会的事实。“从1966年到1969年，NPD(德国国家参议员，极右翼)曾进入七个市议会。在巴伐利亚州，他们获得了7.4%的选票。”即使现在新纳粹势力的选举很糟糕，但国家档案馆的简介仍然写着:“我们不应该回避日本右翼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个德国的合并，新纳粹和右翼基地组织变得更加暴力。”
档案局地下管理室对普通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尽情阅读书架上的文件，尝试在电脑上中查看视听资料，甚至可以搜索在纳粹德国时期居住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的下落。让我首先点击数据库中的一个名字。官方资料显示，1874年1月15日出生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曾在伊萨尔河畔居住过，经过慕尼黑城。然而，当德国纳粹上台，疯狂与邻国作战时，她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1940年8月13日，克拉拉离开德国移民到上海。
这座为1933年至1945年间被纳粹迫害的96名国会议员建造的纪念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这个1992年竖立的纪念品位于德国国会大厦旁边。这96块钢铁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位被迫害的国会议员，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出生和死亡年份、我们所属的政党以及我们被杀害的地点。鲁道夫·希法亭，强烈反对希特勒夺权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决策者，“生于1877年，死于1941年，巴黎健康监狱，社会党”；朱力斯·雷贝尔，“生于1891年，死于1945年，柏林普洛岑湖监狱，社会党”，因参与希特勒被德国国防军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暗杀而被绞死；呼吁暴力推翻希特勒的恩斯特·台尔曼，“生于1886年，死于1944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中国共产党(CPC)”...
当德国人不再纠结是否要保留二战记忆时，他们开始到处建造城市博物馆、展览馆或纪念品。*后，他们选择性地记住或忘记，但记住所有发生的“好的和坏的”。人们也主动接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听过去的提醒。
参观:教师的必修课
记忆的延续需要媒介，爱国主义教育肩负着传承二战记忆的重任。“爱国主义教育当然是一项重大政治。”苏珊·波普大学人文考古首席教授奥格斯堡认为，人文教育服务于各国的行政管理。让年轻一代记住什么样的历史，教会他们如何看待历史，以及教师应该如何教授历史...这一切都与过去有关，更与未来有关。
虽然有德国人及时谈到并关心，二战回顾史的研究过于重复，但波普教授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们学得还不够。”曾经在小学、幼儿园任教的波普教授说，屠杀是德国二战物理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通常学生会从多方面介绍二战和犹太人类大屠杀的过程。
在德国中，各州都认可模型的使用，教师随意选择教学方法。但与日本不同，德国法律禁止传播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在联邦或州一级是如此，甚至在更小的级别也是如此."波普教授说，正是如此严格的规定，德国避免了像日本历史模式那样的争议。“上世纪70年代，我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是否要编制新的模型，只有历史数据而没有评价。”波普专家表示，基于学生应该通过简单的史料学习历史，自己思考，从而避免失去自主性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模式编写流程。但在波普看来，中学生在价值取向的模式形成过程中，仍然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这种阅读史料的教学方式很难掌握，所以*终也没有普及。
除了教师授课，参观达豪集中营纪念馆也是巴伐利亚州柏林普洛岑湖监狱的必修课。但巴伐利亚州州长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访问达豪，默克尔总理直到2013年才成为德国首位访问达豪集中营的总理。这门必修课开始的有点晚。波普教授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阶层学生才开始来这里参观，从他们以此为义务到现在才6年。她的助手舒曼博士补充道:“现在，巴伐利亚州的每一位教师都有义务组织参观像达豪这样的集中营或纪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