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数字档案资源库建设虽然可能成为各级综合性国家档案馆的核心业务，但仍面临基础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难以反映和衡量数字档案馆数字资源和服务的绩效。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综合性国家档案工作的意义体现在环境效益上，直接的市场效益不明显，难以直接衡量其绩效。档案数字化资源也存在这个问题。除了通过图书馆资源数量、网站访问量、评论访问量等简单指标来评价其绩效外。，不便于衡量其长期效益，以致数字档案馆数字资源的效益无法得到充分显著的体现。与数字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所需的巨额投入相比，成本与效益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档案馆建设资源的主体力量。比如，目前档案馆中的传统载体档案是否应该全面网络化，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成本因素的投入与收益不平衡。
其次，目前的绩效评价体系缺乏开展数字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硬性指标。现有业绩评价体系主要涉及一般数字档案资源库建设，但对于基础数字档案数字化建设，缺乏硬性量化指标。例如，社会评估水平评估涉及国家综合档案馆绩效测量中的满意率调查。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基础业务考核包括游客接待量、运动量、学生数量等指标，而数字档案馆的评价则涉及检索发现率、部门网站和互联网的访问量、政府机构的增加等。这些指标是其他辅助和参考值指标，不是硬性指标。因此，对于综合性市级档案馆而言，积极收集社会档案资源、深入研究开发档案资源、从事数字档案资源的基础建设、面向社会服务对象、增加群众参与，只是“雪中送炭”，缺乏强大的相对动力。
按照现行制度，我国国家综合国家档案馆虽然属于文化机构，但在机构序列中被列为党委中央机关。基于特殊的制度，综合性国家档案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政治特征。此外，感谢党在一定阶段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工作方向，是社会投资的基本方向。因此，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关怀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是国家档案全面民主监督的重要取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投入。此外，在我国，服务政府的关切实际上是基于保护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也间接服务于人民和广大公众。因此，在开展数字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综合性国家档案馆需要立足自身权利，列出权责清单，与政策方针紧密结合，围绕大局和中心任务做文章，才能获得更多支持。比如，综合性国家档案馆可以在爱国主义教育、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巧妙地寻求与数字档案资源库建设的突破口和平衡点，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群众。这样容易出成绩、出特色、产生社会效应，增加群众参与度，有效获得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和投入。目前，一些地方国家综合档案局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实践。例如，湖南省档案馆积极服务鄱阳湖带建设区域规划，建立专门的数字档案馆。2011年，围绕《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提出的“积极推进文化强省”战略，杭州市档案馆发布《浙江省档案局关于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的意见》，启动实施浙江记忆工程，实施浙江名人、浙江方言、浙江名镇（村）、熟记浙江、浙江*佳、浙江历史。
公众需求是档案资源库建设和服务的源动力，是档案数字化建设和服务的提供动力。只有当公众对档案有需求时，档案建设资源和服务才有意义和价值。因此，满足他人需求也是综合档案局开发数字档案数字资源的目的。只有建设真正贴近需求的数字档案资源库，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耐力，也才能提高数字档案资源的质量和品质。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主要是一种接收信息的模式。显然，对于保存的档案资源是否能够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缺乏准确的把握。但基于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数字档案资源库的建设需要更强的指向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说，采用了“不怎么建资源找用户，而是怎么根据用户建资源”的建设理念。因此，综合档案室需要把握档案资源各方面的刚性需求和迫切需求，开展针对性更强的数字档案数字化建设。
依托需求侧开发数字档案馆建设资源主要有以下主要意义:一方面，针对特定产品开发数字档案馆建设资源在现阶段可以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提升话题度，进而形成良性互动。以天津市档案馆为例。两年来，天津市档案馆专注于天津现代史料的整理和网络化，并提供在线利用。同时，还努力为天津方言语音建档项目、天津城市记忆救助保护等急需保护和入住的历史文化建立数字档案，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它会增加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和资源浪费。比如传统档案在馆藏上的整体网络化，违背了“需求驱动”的原则，效益相对较低。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将一些历史文件、早期的音像文件、照片文件等数字化。急需修复保护的，或者重点将一些人才需求高、利用频率高的档案转化为子课题。
